摘要：

语用意义是言语交际的核心概念，其理论探讨源自Grice两篇文章“意义”(1957)和“逻辑和会话”(1967)。Grice在这两篇文章中的观点，反映了欧美后继语用学理论的分野。关联理论把语用意义解释成说话人的意义，而语境学派则把语用意义看成句子在特定语境里的话语内容。本文围绕这种区别，简述当今学术界与此相关的几种理论观点。

 

关键词：语用意义、言语交际、合作原则、关联理论、语境学、生物语义学

 

 

 

Abstract:

    Pragmatic meaning is a key concept to understanding human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Thought-provoking arguments thereof by Paul Grice in his famous “Meaning”(1957) and “Logic and Conversation”(1967) underscore the watershed between relevance theorists and contextualists in their approaches to sentential content of utterance. Bearing this distinction in mind, the author conduct a crash course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s of pragmatic meaning.

 

Keywords: pragmatic meaning,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Principle, Relevance Theory, contextualism, biosemantics

 

 

引言

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都可以看作是思想发展的阶段性总结，反映了那个时期的人们认识水准。这也就意味着，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概括，其瑕疵和缺漏总为新理论留下契机。 语用学理论的研究路径也不例外。本文并不试图论证某个理论或者观点的正确与否，而只是描述Grice以来围绕识别话语意思的争论主线。这条主线可以描述为：我们究竟是根据说话人的意图确定其话语意思，还是根据产生该话语的语境来确认话语意思。方便起见，本文将前一方称为“意图为核心”的语用学理论，而将后一方称为“语境为核心”的语用学理论[1]。接下来，本文的各小节将简略阐述这几种语用学理论各自对争论提出的解决方案，及其相互关系。

 

 

1．  “意图为核心”的语用学理论

1.1 意图与合作原则——Grice语用学

Grice本人是一位哲学家，而他对日常语言逻辑问题的讨论，让他兼备了语言学家的特色。他的意义理论植根在哲学，而他的会话原则却成就了语言学家们津津乐道的语用含意。不过，“Grice 在晚年曾明确指出：‘ 要研究明说( Saying) 和暗指( Implicating) 就不能忽略意义(Meaning) , 因为前者都是基于后者之上的’”（林允清 2007）。把Grice的语用意义划分成明说和暗指，划分依据就是说话人的意图。关联理论正是在这个层次上发展了Grice语用学（详见1.2节），而新Neo-Grice理论着力于构建从明说推导出暗指的心理机制(徐盛桓 1996：93-118)，不再论及意图在Grice意义理论中扮演何种角色。

 

Grice的研究兴趣在于考察逻辑、信念及意图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构筑话语理解的心理机制(Pietarinen 2004)。他对心理主义的拒斥是分析哲学的传统。基于数理逻辑立场的语言哲学从Frege开始就一直持有反对心理主义的观点(Baghramian 1999: 4)。Frege认为如果把人的思维完全视作心理活动，也就意味着心理活动一方面决定了心理加工的质料（命题内容），而另一方面又能够判定什么样的命题内容为真，将致因和验证统合起来，其结果就是“人们永远不会做出错误的推断”(Brandom 2000: 11)，这显然不符合人类思维错误时有发生的实际情况。那些根据句子语义内容做出的判断和推理，有可能说明的是人们对某种规范的遵守。Brandom(2000：12)引用Frege手稿里的原话：“逻辑和伦理学一样，都是讲究规范性的学科。”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奇怪Grice提出合作原则来规范语用意义的产出。

 

那么Grice怎么看待自己的“意图”？在那篇著名的“Meaning”的结束部分(Grice 1989: 221-222)，他刻意澄清自己文章中的用词可能引起的与心理现象的纠葛。他所谓的意图并不等同于意向性，而是为了方便讨论词语的意义。传统心理学一般是根据个体的心理意向解释个体的行为，但是Grice认为语言行为之下的心理意向也许并不是决定语言意义的要素。他特别举例，比如，一个为老板送信的办事员，他个人的意向是将这封信函扔到垃圾桶，然而事实上却把信投进了邮筒。同样在言语交际中，一个人想按照自己的意图使用言语，但是实际上使用的仍然是传统话语。Grice认为，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不会将自己的会话意图明白讲出，因此会话意图和会话内容之间还是存在某种联系，只是这种联系是怎么实现的呢？Grice提出基于理性的合作原则，正好说明他并不关心会话意图具体表现了说话人的何种心理，他强调的是说话人意图引起的某种效果，而这种话语效果可以根据他提出的合作原则识别，并不需要解读说话人的心理意向。在他看来，人们说的每句话都包含了意向性（体现了说话人的“计划”Grice 1989：222），因此意向性并不能使话语产生特殊含义。

 

以上剖析可见，Grice的意义理论实际上把会话意图和合作原则捆绑在了一起，二者缺一都会导致交际失败。具体言之，如果会话意图不能造成某种特殊会话效果，合作原则是发挥不了识别话语特殊含义的作用的。反过来，如果说话人不违反合作原则，那么听话人也根本无从识别说话人的意图。国内学者也开始注意到理性对Grice理论的重要性（陈治安 马军军 2007：55-66），换成Dennett的话来说就是“Reason is the mother of intentionality.”。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出现了：言语交际的理性（即，正常人遵守的规范）是先验的，还是形成的？Dennett（1990：150-167）的解决提案是：要么把理性归因于人类进化的基因成果，要么就是把说话人的意图当成一种信念。

 

 

1.2   意图与关联原则

Grice的会话意图受到了关联理论的特别关注。Sperber 和Wilson（1995：21）引用Strawson对Grice会话意图的分析，强调了Grice意义理论中的意图份量，并且据此作为言语交际的推理模式。具体说来，这个推理模式就是，S（说话人）用话语X表达意思，他的意图可以解析为下列三项内容：

  （a）他的话语X在听话人A身上产生反应r；

  （b）A将意识到S的意图（a）；

  （c）A意识到S的意图（a）将是A推导产生反应r过程的一部分。

 

在1.1的分析中，我们知道Grice理论的一个遗憾就是无法解释意图没有被听话人识别的交际情况，而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这种没有识别说话人意图，甚至误解说话人意图的言语交际。因此Sperber 和Wilson（1995：28-31）认为以Grice意图为蓝本的交际模式的解释力还不够强。Sperber 和Wilson（1995：29）的补救措施是将会话意图分成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Grice所谓的意图是信息意图，此外还有交际意图。针对交际意图有否可能不被听话人识别这种情况，Sperber 和Wilson（1995：61-64）认为在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的认知语境中，交际意图是明示给双方的，因此言语交际准确说不是单纯的推理模式，而是明示-推理模式。这样一来，意图框架就能解释概括所有言语交际行为。

 

 

2．  “语境为核心”的语用学理论

除了Grice的合作原则以及Sperber 和Wilson的关联理论，还有很多理论家也在思考言语交际现象。不过，他们的思考角度不是从说话人的意图推导含义，而是考虑句子从具体语境推出的意思。一般说来，人们使用语言交际有三个显著特点，同时也是学者们展开语言研究的三个问题：一是结构相对稳定而且数量有限的语言形式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命题内容。二是具有相同语言形式的不同命题内容之间似乎存在某种有规律的关系。三是这些理论上数量无限的命题内容似乎并不影响人们之间的言语交际的流畅和顺利，交际双方能够异常迅速地择定话语意思。第一个问题是Chomsky这样的句法学家力图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生成语义学家和真值语义学家们关注的。第三个问题通常落入语用学的研究范围。把语言使用看成社会活动（social practice）的学者倾向于用“规范”（norm）解释这个问题(Yule 1996: 5)。另外一种解释认为推理帮助了人们择定话语意思^[2]。会话原则和关联理论都属于这个类型，其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Wittgenstein, Frege 和Kant , 参见Brandom(2000: 3-66)。当然对于推理机制的基础，Grice学者们认为是逻辑，而关联学者们则认为是人的认知习惯(何自然 冉永平 2001: 31-57) 。

 

在实际研究中，学者们并没有刻意划定边界。如果一种理论能够同时回答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无疑将给言语交际提供更符合我们直觉的解释框架。Brandom(2000)将规范语用学和推断语义学的结合正是这种尝试。Pragmatics& Cognition杂志为此于2005年第一期推出专刊，讨论他的理论。Chomsky的语言学理论暗示，意义生成结构化身在人种生物遗传特征里，而Brandom则认为，产生语义内容的规则嵌套在自然语言的规范使用之中(Peregrin 2005)。

 

Brandom对语义内容的理论阐述非常复杂，而且也没有提出可以操作的理论框架。不过，和Brandom观点血脉相承[3]且又具体而微的言语交际理论是Gauker的逻辑语境论（logical-contextual approach）。Gauker（2003）的理论核心是：要确定语句的意思需要推理，但是这种推理并不需要遵守像真值条件这么严格的逻辑有效性，也不需要遵守推理原则或者受到心理推理机制的制约。言语交际中的语义内容是根据自然语境确认的（assertibility）[4]。Gauker的语境和一般泛泛而谈的语境不一样，而是逻辑语言构筑的、具有递归性的复合语境，其中原始语境是由实现双方交谈目标的最小语义内容的自然语句构成，即，“指示代词+谓词”(Gauker 2003: 56-70)。这个原始语境相当于存在双方头脑里的信念体系的重合部分，而且这部分信念是由自然语境确认，不需要个人意向来形成，但是可以和个人意向形成的信念并行不悖。比方说，我的身边有一匹马，我相信这是一匹马，而且我的这个信念也是其他看到这个场景的人的信念。“马是一匹马”这个信念是我和其他人的共同信念，由此时此地的场景确认，但是我和其他人还可以拥有各自关于这匹马的不同信念。我相信这匹马是上帝显灵，他可能相信这匹马是撒旦化身，而你可能认为这只是一匹普通甚至病态的羸马。语境的形式化研究种类繁多，但是其共同点都是避免从解读说话人意图出发。

 

 

3．  说话人意思和句子意思的交汇点：Millikan的言语交际理论

众所周知，Grice的合作原则是从说话人出发，而关联理论是从听话人角度。任何言语交际既离不开说话人，也离不开听话人。一次成功的言语交际，完全可以看作是听话人和说话人二人协力的结果，而言未尽意的交际也屡见不鲜，比如，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亦或说者有意，听者无心。这说明：说话人的意思和句子意思有时候是重合的，有时候是分开的。说话人的意思具有明显的个体意向，而句子意思则带有公众印记。Millikan的目的功能解释框架正是将二者整合在一起（Origgi and Sperber 2000, Millikan 2005 ）。

 

Grice（1989：213-214）提出根据说话人意图区分语言符号的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这些都直接启发了后来心理语义学对符号意向性和功能意义[5]的探讨(Dretske 1990)。为什么语言符号本身具有各种各样的意思，能够用来表示各种各样的意思，并且在不同场合的使用中还会产生新的意思。这么多种类的意义之所以出现，因为语言符号在使用中不断获得新的功能，而语言符号的不断使用实质上就是一个复制再生的过程(Millikan 2004)。Millikan的意义理论和心理语义学虽然都属于表征理论，但是存在不同之处，后者把语言当作一个外壳，内芯是各种各样的概念（即，心理表征），而Millikan认为每个语言符号在产生之初就有一个内芯，这个内芯是自然选择决定的符号主要功能，并且在以后的言语交际之中还会衍生出新的功能(何雪林 何自然 2005)。和Brandom坚持发展的Wittgenstein语言游戏立场不同的是，Millikan强调进化环节上人的大脑先有表征的形成，然后才出现对各种表征之间关系的推断，最后才出现言语交际之中的游戏规则现象（Millikan 2005）。

 

Millikan的言语交际理论是建立在语言形成的生物基础之上，具有明显的认知特色。她不再把言语交际分成直接解码获得的语义内容或者间接推断获得的语用含义。首先，她认为人们在交际中的言语理解过程类似直接知觉过程[6]，即，从说话人的语言直接转换成听话人的信念(Millikan 1984: 67)，中间并不需要推理这个环节，就像听到门铃响，头脑马上反映有人来了。听到有人说“门铃响了”，听话人的头脑也马上形成“有人来”的信念。一般情况下，听话人都不会首先推测说话人的含义(Recanati 2002)。 我们对世界的信念，很少是通过自己的验证而形成的，往往都是通过被告知而形成的。其次，人们在交际中使用的都是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这些规约符号的出现是一种复制再生现象，好用的符号被继续使用，不好用的符号被废弃，而不是遵循了某些内在规则演化出来的，因此并没有一定型式的言语属于某函项。换言之，语义内容并没有其独特的言语表达式。同样，也没有任何言语规范能够规定应该产生什么具体形式的言语，例如，熟人见了面打招呼是一种交际言语规范，但是我们可以说“你好！”，“吃了吗？”，“干啥去啊？”，“又出来遛了？”等等言语形式，甚至可以不说话，只是点个头，微笑一下。最后，Millikan认为理解语言不是意图推测，这和Brandom的看法一致，也是美国语用学和伦敦学派的起始差异。按照她的思路，你听到有人喊“张三”，你要知道张三是谁，并不是根据推测说话人头脑中怎么想，而是根据自己对说话人的了解，说话地点等等，划定“张三”是谁的大致范围。

 

4．  言语交际：读心术还是读唇术[7]

语用意义和言语交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就目前学术界的讨论而言，狭义的语用意义一般指说话人的意义，广义的语用意义指一个句子在某个语境之中产生的意思。意图和语用意义之间的关系，学者们的观点迥异。Strawson对Grice会话意图的解析，显然认为只有识别了意图才能得到语用意义。关联理论提出的明示推理模式里，听话人必须根据说话人意图形成解读说话人话语的语境假设，因此意图是认知语境的组成要素。Brandom和 Gauker的语言游戏规则里，没有个人意图的位置。Millikan的言语交际模式是公共语言加上语言常规，她也一再否定意图是解读语用意义的关键。对意图的两种态度，实际上体现的是研究意义究竟应该从自然语言出发，还是人们心理那些明示或者暗含的语言内容[8]。这并不是说意图不存在言语交际之中，而是意图和话语在解读过程之中孰先孰后的顺序问题，即，我们是通过话语（读唇）了解说话人的意图，而不是通过说话人的意图（读心）了解说话人的话语内容。言语交际中的意图猜测属于更高级而复杂的语言思维活动。就一般言语交际而言，我们听到一句话，懂了就是懂了，听不懂就是听不懂，也才会发问“What do you mean by…”（Recanati 2002）。

 

Grice的合作原则基于逻辑，关联理论的心理基础是Fodor的心理语义学和模块论（Sperber and Wilson1995：71）。Millikan对意义多样性的解释，其核心就是语言之中充满了能够复制再生的成分。从语言的音韵，词语，句子，辞格，到会话含义，都可以成为复制因子，在人们的交际中一再出现（Millikan 2004: 15-27）。复制因子也叫meme（模因），是Dawkins的术语，用来解释文化现象和文化信息的传播(Dawkins 1976)。Dawkins在他的书中提到了很多可以成为文化复制因子的事物，比如，曲调旋律，想法思潮，时髦用语，时尚服饰，搭屋建房，器具制造，礼教仪式等等。不过，我们认为文化器物的复制和语言的复制还是有所不同的：一是文化器物的复制在形式不一定很精确，日本的仿唐建筑毕竟充满了浓郁的日本风格。二是文化器物的复制即使非常精确，不差分毫，但是膺品始终是膺品[9]。相比之下，语言的复制有两个独特的便利：一是复制精确度高，尤其是书面语言。二是复制容易。复制名家的画不容易，但是传抄名家的诗篇何其容易。语言的这两个特点可以说为文化信息的保持和传播创造了条件。当然这只是对言语交际现象的一种最大程度的概括。

 

在撇开了意图猜测的言语交际模式里，语言是公共的语言，一般情况下的言语理解就是直接以对方的话作为自己信念。如果听话人不相信说话人的话语，那么交际根本无法进行。例如：

主人说：喝一杯咖啡吧。

客人说：咖啡会让我睡不着。

主人说：怎么会呢？喝吧喝吧。

我们可想而知这样的言语交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如果主人头脑里复制了客人的信念，即，“主人相信咖啡会让客人睡不着”，那么就不会强行劝说了，或者在听到这句话之后，主人开始推测客人的意图。意图推测的确能增进言语交际双方的了解，但是不论如何，我们都更期待听到更明确的语言。

 

言语交际中的这两种观点并无孰对孰错之分，语用意义其实还涉及更深层的难题，比如，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语言结构之中是否存在思维的meme　(Levinson 2003: 291)。语义的模糊本质能否解释为语用意义作为个人话语而需要他人确认的自我矛盾（陈维振　吴世雄　２００２）。

 

结语：

本文概述了从Grice的语用学[10]，语境学到生物言语交际模式的理论发展路径。这只是语用意义理论的可能发展方向之一。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们使用语言是符号、思维和大脑的综合运用。因此还没有一种语言学理论能够充分说明人们的言语交际（Levinson 1983：38）。如果语用意义的理论探索是朝向这个目标，那么其理论框架势必要求统合逻辑、心理以及认知。

 

参考文献：

Baghramian, M.  Ed. .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A].  Washington, D.C.: Counterpoint, 1999.

Bloom,P. Descartes' Baby: How the Science of Child Development Explains What Makes Us Human[M]. New York:Basic Books, 2004. 

Brandom, R. B.  Making It Explicit: Reasoning, Representing, 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Carston, Robyn.  Implicature, Explicature, and Truth-Theoretic Semantics. In S. Davis, ed., Pragmatics: A Reader[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33-51.

Dawkins, R.  The Selfish Gene[M]. Oxford: OUP, 1976.

Dennett, D.  True Believer: The Intentional Strategy and Why it works. In W. G. Lycan, ed., Mind and Cognition: A Reader[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150-167

Dretske, F.  Misrepresentation. In W. G. Lycan, ed., Mind and Cognition: A Reader[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129-143.

Gauker, C.  Words Without Meaning[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Grice, H. P.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Levinson, S. C.  Pragma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Levinson, S. C.  Spa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Millikan, R. G.  Language, Thought, and Other Biological Categorie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4

Millikan, R. G.  Varieties of Meaning[M]. Cambridge, MA: MIT Press,2004.

Millikan, R. G. Language: A Biological Model [M]. Oxford: OUP, 2005.

Millikan, R. G. 2005.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daughter: Sellars, Brandom, and Millikan Pragmatics & Cognition[J],  2005(13): 59-71.

Origgi, G. and Sperber, D. Evolution, Communication and The Proper Function of Language: A discussion of Millikan in the light of pragmatics and of the psychology of mindreading. Peter Carruthers and Andrew Chamberlain (eds.) Evolution and Human Mind: Language, Modularity and Social Cognition[A]. Cambridge: CUP, 2000: 140-169.

Peregrin, J.  The nature of meaning: Brandom versus Chomsky[J].  Pragmatics & Cognition, 2005(13): 39-57.

Pietarinen, A.-V.  Grice in the wake of Pierce[J].  Pragmatics & Cognition, 2004(12): 295-315.

Recanati, F. 2002. Does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rest on inference? [J],  Mind and Language 2002 (17): 105-126.

Sperber, D., and Wilson, Deirdre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5.

Wilson, D., and Sperber, D.  Truthfulness and Relevance[J]. Mind, 2002 (111): 583-632.

Yule, G. 1996. Pragmatic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陈维振，吴世雄. 范畴与模糊语义研究[M].　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陈治安， 马军.  理性：Grice思想的核心. 熊学亮，曲卫国 (主编), 语用学采撷[A].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55-66

何雪林, 何自然.  Millikan 和她的生物语义学[ J ]. 现代外语. 2005 (3): 318-321.

何自然，冉永平编. 语用与认知：关联理论研究[A].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林允清. 《Paul Grice——哲学家及语言学家》评介 [ J ]. 现代外语, 2007，30（1）：105-107.

尚晓明. 实用主义哲学框架中的语言运作探索-- “语用学回眸”系列研究之二[J]. 外语学刊2006（6）.

徐盛桓. 会话含意理论的新发展[M]. 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6.

邹崇理. 逻辑、语言和信息--- 逻辑语法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