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因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国语用学研究会]

摘要：文章结合当前国内外模因研究现状，对我国的模因研究进行了反思。作者从模因的定义入手，提出从符号学视角和人类自身角度出发分析模因现象，并着重探讨了模因的特征以及模因形成和传播的路径，指出实用性、新颖性和审美性构成模因的显著特征，原型的启发和个体的创造性加工是模因生成的重要条件。模因的传播途径有直接复制和间接复制（模仿）两种，直接复制使人类文明得以传播和延续，间接复制才是文化进化的基本途径。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some reflections up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me study at home and abroad and proposes to study memes from perspectives of semiotics and human beings themselves. In explo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the formation and the transmitting approaches of memes, it argues that memes should have salient features of pragmaticity, originality and estheticity, and that the enlightenment of prototype and creativity of individual hosts are crucial in the formation of memes. There are two ways of spreading memes: direct copy and indirect copy, or imitation. The former spreads human civilization while the latter makes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possible to happen.

自从我国著名语用学家何自然教授（2003）将“meme”一词翻译成“模因”，并不断发表文章，介绍模因理论（memetics）在语言研究与教学中的重要意义以来，我国的模因研究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模因（meme）”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Richard Dawkins（1976）在其出版的《自私的基因》( The Selfish Gene) 一书里模仿“基因（gene）”一词创造而成，用以类指文化现象的复制与传播，说明文化进化的规律。近二十年来，国外有关模因的研究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然而纵观国内外的模因研究，我们发现，目前似乎存在一些现象描述有余而理论研究不足的倾向，或将模因理论过于神秘化，把人类看作是模因复制自身的机器, 认为人类的各种观念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 它们的存在也不是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服务的（Blackmore 1999）。本文拟从模因的定义入手，试图梳理出模因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尝试从传播符号学和人类行为的视角对模因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就教于方家。

Dawkins提出模因概念之后不久，许多学者如Dennett（1990, 1995）、Lynch（1991, 1996）、Brodie（1996）、Gabora (1997)、Heylighen(1998)、Gatherer (1998, 2001)、Blackmore（1999）、Deacon（1999）等先后撰文，阐述和发展模因的涵义和规律, 尝试建立文化进化的模因理论。国外已有模因研究中心、模因实验室，网上有模因讨论小组，还有模因学期刊。模因正如其概念本身所揭示的现象，已得到广泛传播，并进入到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等领域。根据何自然先生（2003）的研究，国外对于模因的研究目前主要形成了这样几个流派：信息观(如Dennett 1990, 1995; Lynch 1991)、思想传染观(如Gatherer 1998, 2001)、文化进化观(如Gabora 1997)和模因符号观（如Deacon 1999）。

我国学界对模因进行介绍和研究始于世纪之交。The Selfish Gene（1981, 1998）和The Meme Machine（2001）先后被译成中文。此后，不断有这方面的应用研究发现，如戴浩一（2001）将模因理论运用于汉语语法概念研究，鲁川（2003）将其用于汉字基因工程研究，郭菁（2005）则从哲学的维度对模因理论进行了梳理和审视。而对模因现象更广泛的讨论还是在英语语言研究领域，如何自然、何雪林（2003）、尹丕安( 2005)、何自然(2005)、徐盛桓(2005)、陈琳霞、何自然（2006）、蔡少莲（2006）、谢朝群、李冰芸（2006）、谢朝群、何自然（2007）等。专门将模因理论用于英汉翻译研究的有张莹 (2003)、王斌( 2004) 、马萧(2005) 等。

国内关于模因的研究除少数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如何自然何雪林2003；郭菁 2005等），以及少量的应用研究之外，多数研究是将其作为现成的成熟理论直接拿来，用以描述和分析一些社会文化现象。可以说，模因理论为我们研究语言和文化进化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但是国外有不少人（如Sperber 2000，Johansson 2005等）认为，模因理论还并不成熟, 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模因到底是什么？模因的基本单位究竟是什么？模因有哪些基本特征？模因的复制和储存机制是怎样的？模因在生成与传播过程中受到那些因素的制约等，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理论研究，尤其是缺乏具有足够张力的理论支撑。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里造出模因一词的初衷是把它与基因作类比，用以描述达尔文的进化论原则何以类推解释文化现象及理念的传播。他最初用以说明模因的例子包括乐曲、观念、妙语、服装时尚，以及陶罐等的制作方式等。后来，他把模因描述为存储于人脑中的信息单位（Dawkins 1982: 109）。再后来，他又认为，模因“可以通过从一个人的大脑到另一个人的大脑、从一个人的大脑到书本, 又从书本到人的大脑, 再从人的大脑到电脑, 又从一个电脑到另一个电脑等方式传播它们自身”(Dawkins 1986 :158）。在给其学生Blackmore的著作《模因机器》作序时，他又指出，“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基因自然选择，不过是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进化过程的特例而已。---除基因外，已经产生了同样是达尔文主义意义上的另外一种复制因子，这就是模因”（1999: XVII）。可以说，Dawkins本人对于模因的定义始终未予清晰地描绘。他说，“我对于模因是否会发展成为一种关于人类的恰当的假设抱着开放的态度。我不知道这样一种假设会被演绎得多模糊”（1999: XVII）。正因为如此，他受到人们的批评。这也自然导致模因研究的混乱和无序，有些甚至偏离了他的原始意图，超出了他的想象。

著名哲学家Dennett（1990, 1995）将模因理解成被传递着的观念。Lynch（1991）将模因定义为记忆的抽象产物，Grant(1990)将其定义为影响人类心理的信息模式，也有人说它像大脑的病毒(Brodie 1996)。Blackmore（1999: 66）指出，“任何一个信息, 只要它能够通过广义上称为‘模仿’的过程而被‘复制’, 它就可以称为模因了”(转引自何自然 2005)。该定义的精当之处在于“广义上”这个极具概括性的词语的使用。所谓“广义上的模仿”，我们结合Dawkins 和Blackmore等人的论述理解，至少包括直接复制和间接模仿两个层面，这将模因的属性明确地反映了出来。国内关于模因的讨论大都基于Blackmore的定义。

随着模因研究的广泛和深入，一些权威的英语词典也将其收入其中。牛津英语辞典对meme的解释是：an element of culture that may be considered to to be passed on by non-genetic means, esp., imitation. (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播)。美国韦氏词典释义为：An idea, behavior, style, or usage that spreads from person to person within a culture（在文化领域内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播开来的思想、行为、格调或习惯）。不难看出，两个定义基本上都是围绕Dawkins的初始论述而做，紧紧抓住了两个核心概念：文化与传播，但前者太抽象，后者太狭窄，与Blackmore的定义都有一定的距离。

本文认为，模因作为一种用于人类交际的文化信息，它首先应该是一种传播中的文化符号，从符号学的视角研究模因可能会更加有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符号学奠基人皮尔斯（Peirce）指出，人类的一切思想和经验都是符号活动，符号包括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道路上复制的具体对象和符号所产生的效果（余志鸿 2007：6）。这为我们从符号学视角研究模因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因为模因正是这种“在思维道路上复制的具体对象”。Deacon（1999）也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生物学基础上的模因研究的困境，阐述了符号学与模因论相结合的可能性，指出模因论如果缺少了符号学观点就会显出其不足。其次，模因作为一种信息符号，既有其自身应有的属性，又与人的主观活动密切相关，因为传播中的模因信息两端是富有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的人。如何刻画模因的属性和人在模因复制与传播中的作用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对于模因的生成，Blackmore在The Meme Machine一书中这样描述过，“新的模因从何而来？它们既可以通过变异而衍生出来，也可以通过旧有模因的相互结合而成”（P15）。显然，这只是站在模因自身的角度指出了表层现象，而没有将模因的创造者——人考虑进去。事实上，人脑的创造性加工在模因的生成和复制传播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皮尔斯（Peirce）就很重视认知过程中人的行为的重要性，认为“每一项认知都包括其代表物及使代表物得以实现的人这一主体的行为或感觉” (见Hoopes, 1991: 46)。一个新的模因是人在特定的情境之下，受某种原型启发根据当前需要创造出来的。深入研究一个模因，我们会发现，它可能就是另一样东西的直接复制或间接复制。因此，模因的生成过程可以图示如下：

任何一个新模因的产生都可以用这种模式来加以解释。模因可能被直接复制，也可能被间接模仿（用虚线箭头表示），即所谓“广义的”复制。以“锯子”这个从古至今广为使用的模因为例，当年鲁班就是因为上山砍柴被茅草拉破了手指，受到带有齿状叶边的茅草的启发，结合当时劈柴难的情况，才发明了锯子这种东西。后人虽经多方改进，也只是鲁班所造锯子的直接或间接复制品。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总是伴随着这样的过程，从飞机的发明到维特根斯坦创立语言博弈论，从语言的逐步进化和使用到“模因”一词的创造，每种新事物都是人类在某种原型启发下结合当前需要创造加工而成。而这种新事物一旦形成并被人积极跟进和大量复制，就成为模因。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新事物会成为模因呢？这涉及模因的特征。

Dawkins 认为模因具有稳定性、渗透性、长寿性、生殖力和复制能力五种特性（徐盛桓 2005：60）。徐盛桓教授（2005：61）进而指出，模因有复制能力、长的延续性、继承性和变异性等特点。然而我们知道，上述特点都是人在复制传播的过程中赋予模因的，而非模因自身所拥有。即使模因有所谓“稳定性”、“长寿性”、“长的延续性”等特征，也是很难界定与衡量的。我们有流传数千年的文化模因，如语言文字、传统服饰、宗教信仰等，确实具有“稳定性”、“长寿性”和“长的延续性”，然而那些只流传一年半载的时髦词语、留言蜚语呢？还有那些只被个别人复制一下，以后再也无人问津过的东西呢？其次，所谓“渗透性”、“生殖力”、“复制能力”和“变异性”等总的来说都是指模因被直接或间接复制从而得以传播的情况，这些完全取决于人，而非模因自身固有的属性。没有人在特定情境中的创造性参与，就不可能有模因的产生和复制传播，这完全不同于基因的自我复制与传播。因此，照搬生物学里基因的特性来描述模因有待商榷。模因现象只不过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文化现象。即使文化复制因子存在, 也应该谨慎地在生物进化规律和文化进化规律之间进行类比, 不能简单地将生物进化规律类推于文化领域, 因为任何规律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如果超出了其适用范围的有限性而应用于所有的领域, 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科学迷信（郭菁 2005：56）。如果我们站在模因创造者和使用者——人的角度观察，会发现成功的模因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陈琳霞、何自然（2006）在论及模因形成的原因时指出，一种模因要被人们普遍地模仿，必须具有下述特性或其中的一种：实用性、合理性、时尚性、权威性。毋庸置疑，实用性是模因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无论是从原文中的大量实例来看，还是根据我们的常识，都可以很容易得到验证：人们之所以会选择复制一样东西，是因为它能为我所用或帮助表达一定的思想，实现行为主体的某种交际意图。而一旦人选择某一信息作为模因加以复制利用，它就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时尚性与权威性对于模因来说似乎不具有普遍意义，应视情况而定。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很多例证予以证明。以文章里所举的“贴士”为例。“贴士”是个音译外来词, 由香港经广东进入大陆。现在该词被广泛地复制、传播, 出现了如:“旅游贴士”、“减肥贴士”、“装修贴士”、“求职贴士”、“购房贴士”、“健身贴士”、“考研贴士”等等，我们可以说“贴士”这个词具有实用性、合理性和时尚性，因而一时成为模因，但恐怕很难说它有什么“权威性”。再说“时尚性”。尽管很多模因具有时尚性，如流行歌曲、畅销书、网络语言、新款服装等，但我们还不能说时尚性是模因的基本特征，如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传统习惯等谈不上什么时尚性，然而人们几乎每天都在大量地复制和传播。

Heylighen(1998) 指出模因必须具备三个要素: 可注意性、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可注意性是指模因要足够突显以吸引新宿主的注意力。一个模因要吸引人的注意并愿意复制它、传播它，首先当然是其实用性（陈琳霞、何自然 2006）。除此之外，新颖性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新颖性直接决定它的突显度（saliency），人类喜爱猎奇的本性决定了只有那些既实用又具有新颖性特征的模因才最具有生命力。例如在模因研究方面，何自然老师的作品就是个巨大的模因库，因为是何自然先生首先将模因研究新理论引进英语语言研究领域并进一步加以研究的，这里充满了对国人来说新鲜而有用的东西。需要指出的是，有很多模因，如中山装、西服、书桌、房屋、京剧、风扇、碗筷等的样式风格，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熟悉，好像一点也不具有新颖性了。然而要知道，在它们成为模因之初，新颖性是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的。它们之所以作为强模因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一方面是由于其太强的实用性，另一方面就是还没有比它们更新颖而实用的新模因出现。可以说，对模因新颖性的追求才是引导人类文明向前进步的内在力量。

传播符号学认为，一个传播符号出现在传播活动过程中，一般会引起三层意义：科学的、实用的、美感的（余志鸿 2007：146）。这告诉我们，传播中的符号必须具备美的形式和美的内容，传播才能有效进行。模因作为一种传播中的符号，必须遵循传播规律，具备传播符号美。具体来说，一个成功的模因必须具有内容明晰、形式简洁、形象生动、表达科学合理等美学特征，符合人类的审美诉求。否则，人们就不会选择复制并传播它。生活中这样的例证举不胜举，如流线型造型、流行音乐等，还有语言中的时髦字词如 “超…”、“…虫”、“…女郎”、“-gate”(“---门”，表示丑闻)、“To be, or not to be”(“是---，还是”，表示两难选择的痛苦)和各种名言警句等，往往都非常简洁明快，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相反，那些虽然能承载一定的交际信息但不具有上述审美倾向性的东西一般不会成为模因，或即使成为模因，也会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被淘汰。如一些外来词像democracy, inspiration, revolution 等在民主革命时期曾被译成长长的汉语词，由于它们不具有简洁、生动等美学特征，这些词很快被“民主”、“灵感”、“革命”等所取代。

Dawkins等模因论者认为，模因的复制和传播可以分为基因型和表现型两种。基因型是指“内容相同形式各异”的传播，而表现型则为“形式相同内容各异”（何自然2005）。Heylighen(1998) 提出模因的复制必须经过四个阶段：同化(assimilation)、保留(retention)、表达(expression)和传输(transmission)，这四个阶段周而复始, 形成一个复制环路。然而模因的复制传播是否一定要经历这四个阶段值得讨论，比如课堂上学生跟读课文，一些场合下的即兴模仿等，都是“现炒现卖”或“即兴发挥”，往往没有多少“同化”与“保留”的成分。

其实，既然模因被用来描述文化现象的复制与传播，当我们从传播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视角来观察模因现象时，思路会更加清晰、合理。如前所述，模因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首先应该是传播中的符号，或文化符号学中的文本。这里的文本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文本，它是交流中的一个信息, 是信息的生产、传递和储存，是一种符号活动（郭鸿 2006: 5）。因为人类是生产文本的动物，所有那些被称为“人文”的行为首先都涉及文本的分析、阐释、评价和生产（Scholes 1982: 1）。其次，模因的复制与传播总是建立在人的思维、判断和选择基础上。皮尔斯(Peirce) 认为，建立在思维和判断关系逻辑上的任何一个符号（sign）都是其所指对象（object）的再现（representament），这种再现反映在符号接受者头脑中的是一个同等的符号，或是一个更为发展了的符号。Peirce把这个创造出来的符号称为第一个符号的阐释（interpretant）。符号、对象、和阐释三者之间形成一种三角形关系（如图2所示）。

模式中的双向箭头表示：每一要素，只有在与其相联系的其他要素的关系中，才能被理解，即三者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前一个三角关系向后一个三角关系之间的单向箭头表示：阐释，作为一个人的头脑中制造出的同等的符号，或是一个更为发展了的符号，可以通过个体向外界发出，从而产生“新的阐释”。同理，该新的阐释，作为“新的符号”，又可以产生新的阐释，以至于无穷（陈龙 2006：48）。从上一个阐释到下一个阐释的形成就是符号的传播过程。关于符号在个体间的传播我们还可以参照纽科姆（Theodore Newcomb 1953）的三角形平衡模式（见图3）。

在这个传播的三角形关系中，三个点分别代表两个个体A和B以及客体X（如人、事、物、观念等）。如果 A 与 B 和 X 之间的倾向越强，即双方都希望能够全面了解 X，并且有关 X 的信息对于 A 和 B 都是公开的、流通的，那么 A 和 B 与 X 的关系就形成一个稳固的等腰三角形。1959年，纽科姆又进一步提出一些使传播活跃的限制条件，如人与人之间要有吸引力，物体至少要对参与者中的一方具有重要性，客体X对传播双方都是恰当的等。尽管这一模式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它揭示了传播的基本范式，后来很多其它模式都是从这一模式衍生而出。我们认为，这一模式可以用来解释模因的复制传播。

一般来说，模因的传播途径有两种，一是宿主1（模因信息接受者）吸收同化一个模因后，为了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在一定的语境下选择直接复制该模因并传播到宿主2，此时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宿主2也许能迅速运用共享知识直接联想起原模因，做出合理阐释，也许不能，因为宿主2可能对该模因不熟悉。这时宿主2只能努力做出恰当合理的新阐释。比如我们在初级英语学习者面前单独使用“by”、“and”、“large”等常用词时，受话者（宿主2）可能很容易从大脑的词汇系统中提取这些模因，从而迅速完成理解和交际目标。而如果我们使用“by and large”这样一个不太常用的语言模因，则受话者很可能与原模因对应不上。这时就会伴随一个理解吸收与合理阐释的过程，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复制传播。

第二种情况是，宿主认为只有将一个模因进行适当加工后才能为我所用，有效实现自己的交际目标。这时就会发生间接复制或称模仿。当然，这一过程看似简单，实则充满着人脑的创造性劳动。个体会调动自己的一切相关知识和智慧，结合当前情境对该模因符号进行创造加工，并以自己需要的形式发出与原符号相似或相关联的新符号，这就是间接复制的新模因。人类文化的进化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实现的，因为模仿本身就包含着创新的成分，没有创新就没有模仿，没有创新就谈不上发展和进化。新宿主接收间接复制的新模因后，如果发现该信息有用，就会进而直接或间接复制它，从而又形成新的模因。如此反复，模因就是这样完成复制与传播的。有时，一个新模因是宿主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模因结合在一起创造而成的（如图5所示），这也是一种间接复制。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如将黄梅戏与流行音乐结合的黄梅歌，融合有中外多种风格的现代建筑等。

模因1

模因2

模因n

宿主（发信者）

新模因

间接复制

新宿主（接收者）

最后还有所谓的“模因复合体”。模因在复制、传播的过程中往往与不同的情境相结合，出现新模因的集合, 组成模因复合体。例如随着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逐渐产生了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模因复合体。

模因

新模因1

新模因2

新模因n

间接复制

宿主吸收

模因复合体

总而言之，模因的复制是模因信宿(主要是人)根据交际需要对所接收到的符号选择使用的过程。选择的依据是可用性，使用的途径是直接复制和间接模仿。模因的直接复制使人类文明得以传播和延续，模因的间接复制使人类文化得以发展和进化。另一方面，模因又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人际间传播的，受到传播规律的制约。现代机器和网络的高度发达大大加速了模因的传播。尽管如此，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人。即使是大面积自动复制传播的电脑病毒和网络信息，也是人为使然。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作深入探讨。

模因论引入信息复制的观点，为我们理解和解释文化进化的内在规律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其实这一观点早已有人提出，如古希腊哲学家Democritus、Plato、Aristotle 等就提出过模仿说，指出模仿是人获得知识、生活和艺术创作的根源。Tarde（1890）甚至指出，社会交际起源的所有相似物都是各种模仿形式直接或间接的结果, 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模仿的历史, 模仿是社会发展和存在的基本原则（Marsden 2000 转引自陈琳霞、何自然 2006）。这就是说，模因论揭示的是一种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社会文化现象。为了探寻这一重要现象的规律，本文尝试从符号学的视角和人类自身角度出发对模因的生成、特征和复制传播进行了思考，远未能够解决问题，但求抛砖引玉。正如郭菁（2005：56）指出的, 只要有自由意志, 我们就不能仅仅以复制因子的自然选择理论解释文化现象, 应该从我们自身出发而不是从我们自身之外去寻找规律。我们已欣喜地发现模因理论在语言学、文学、翻译等领域的应用研究，但还有很多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